2007年8月，张三（男）与李四（女）双方因感情不和达成离婚协议，在协议中双方对财产作了分割，其中一条明确约定婚前属于男方的一处房产归女方所有。该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效力，并发放了离婚证。离婚后男方翻悔，房屋产权未能过户。男方的理由为，离婚协议中的该项规定实质为男方对女方财产的赠与，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现财产权利尚未转移，男方可以撤销赠与。
这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属女方所有的条款，是否为赠与？可否适用《合同法》？又可否撤销？
有学者认为，男方将个人财产处理给女方不是赠与行为，可以将其看作是男方对女方的一种帮助、一种经济补偿。[1]这种观点似有道理，但没有对这种行为进行类型化区分。笔者主张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常见的几种情形是：1、离婚后，如女方抚养子女，根据《婚姻法》第37条，男方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如男方愿意以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抵偿抚养费，女方也同意的，这种行为就不是赠与。2、如男方具有与他人同居或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6条，无过错的女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如双方协商离婚，男方为了承担此种损害赔偿责任而将婚前个人财产处理给女方，这种行为也不是赠与。3、离婚时，如女方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第42条，男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男方为了帮助女方，将婚前个人财产处理给女方用于帮助女方的，是履行法定义务，不应当属于赠与。4、男方单纯为了表达谢意或者出于其他的正当动机，而不是为了履行法定义务、清偿先前债务，将婚前个人财产处理给女方，这种行为就是赠与。因为赠与的本质是“无对价”。
其次，男方处理个人财产给女方的行为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呢？有学者对此表示否定。因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离婚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也就不适用于合同法中关于赠与的规定。”[2]实际上，《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并非否定离婚协议适用合同法。婚姻关系的确是一种身份关系，通常不能受合同法的调整，但在婚姻关系领域内也有一些涉及财产分配的合同，这些合同或者约定与一般民事合同并无本质差别。目前多数学者也认为，《合同法》第2条第2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3]因此，如果男方将个人财产处理给女方的行为确属赠与，可以适用合同法中有关赠与的规定。
第三，如离婚协议中处理个人财产的条款确是赠与，能否撤销？在司法实务中，有法官认为，“鉴于离婚协议主要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其所涉及的财产分割、子女抚育条款等均系出于解除双方身份关系的动机，因此，上诉人基于离婚事由将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处分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可认定是一种目的赠与行为，这种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有目的的赠与，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性质，也属一项诺成性的约定，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应视上诉人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故其赠与依法不能随意撤销。”[4]
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即使是赠与，也并非一定是目的赠与。目的赠与，系指赠与人为特定目的而为之赠与。如目的无法实现，则赠与之物可以要求返还。在离婚协议中，男方赠与给女方个人财产，可以出于解除婚姻关系的目的，也可以不具备任何目的。此种赠与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不能一概而论。尽管离婚协议与身份关系有关，但是不能因此就认定所有离婚协议中的赠与都具有道德性，是不可撤销的。因为，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仍然存在单纯的赠与行为，不因双方的身份而有不同。
此外，有学者还认为，作为赠与人的男方撤销赠与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的限制。该条规定，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的，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后只要没有发现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不应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者撤销。因此，法院审理，只是审理有无欺诈、胁迫等等特定情形，而并不是要重新进行分割。[5]笔者对此不敢赞同。该条规定中的“财产分割”，是对离婚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而不包括个人的财产。因此，男方将自己的个人财产赠与给女方又反悔的，并不适用第9条的规定。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撤销问题探析
2005年3月，承某（男方）与黄某（女方）在婚姻登记机关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双方自愿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还对夫妻共同财产，即登记在承某名下的1831.01平方米房屋及在该房屋上开设的个人独资企业的处理达成一条款：该个人独资企业归男方，但男方的厂方所有财产归儿子（已成年）；2005年3月30日前的所有产权（指房产）由儿子继承；因目前有债权问题，暂时由承某经营；接收时间为2010年1月。
协议签订后，承某与黄某已离婚。但是承某拒绝将房屋产权过户至儿子名下。儿子遂以上述离婚协议为依据，将承某、黄某列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1831.01平方米房屋归其所有。
对离婚协议赠与条款的认定
前述案件争议的1831.01平方米房屋系承某与黄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归儿子所有，系夫妻双方将房屋处分给儿子的意思表示。根据整个条款的文义表述和前后逻辑可以确定，这个处分不是遗嘱继承，而是生前赠与，即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共同将房屋赠与给儿子。使用“继承”一词，仅是民间习惯上父母将自己的财产转归子女所有的泛化说法。至于条款最后约定的“2010年接收”，系因“有债权问题”，暂时由承某经营，2010年交付给儿子的应是房屋的使用权和企业的经营权。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双方约定房屋使用权的交付时间并不影响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条款中明确2005年3月30日前的房产归儿子所有，原告据此可以现在就主张赠与合同的履行，即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手续。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儿子所有，此约定设定了儿子对房屋的受赠债权，但是未经登记过户不发生儿子享有房屋所有权的效力。
承某在诉讼中提出儿子不是离婚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也未在协议中签字，因此儿子不具有诉权。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也即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一经对方接受，赠与合同便成立。而且赠与合同也是非要式合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灵活性，既可以是口头上赠与，也可以是书面赠与，法律没有要求受赠与人一定要做出书面的意思表示。若承某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儿子不接受赠与，则应推定受赠与人表示接受。本案儿子通过诉讼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更是明确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赠与合同已经成立。原告虽然未在离婚协议中签字，但其作为赠与合同的受赠与人，享有诉权。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赠与的财产需要依法办理登记手续，而赠与人没有办理有关手续的，并不影响赠与合同本身的效力，只是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尚未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受赠人有权要求赠与人办理登记手续，以实现赠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但是，合同法还规定，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当然，合同法对于赠与人撤销赠与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如果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就不得撤销赠与。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能否撤销
由于子女是夫妻双方的平衡点，审判实践中，夫妻协议离婚时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情况屡见不鲜。而由于赠与的财产大多涉及房屋等不动产，财产需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后才发生实际上的权属转移，一旦有一方当事人反悔，权属转移就无法进行，往往引发诉讼。而一方当事人反悔，实际就是对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撤销。
那么，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能否撤销？笔者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效力
有人主张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不能撤销的。其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仅在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才可将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撤销。因此，离婚协议中的有关赠与子女财产的内容是夫妻对其财产协商处分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是不能撤销的。
笔者认为，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虽然是伴随着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但是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允许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通过约定来改变这种财产关系，这种“约定”即是协议、合同。关于这类合同的订立、生效、无效、撤销、变更等的原则，不仅由婚姻法来调整，也要适用合同法的原则及具体规定。涉及赠与条款的效力还是要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赠与的规定。本案承某和黄某将房屋赠与儿子的赠与合同虽已成立，但是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在房屋产权尚在承某名下的情况下，赠与合同虽然已经成立有效，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承某可基于自身原因撤销赠与。
2.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的关系
有人主张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撤销。理由是离婚协议主要是为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分割、子女抚育等条款均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因此，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认定是一种有目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应认为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实现，故该赠与依法不能随意撤销。
笔者认为，虽然婚姻登记部门要求自愿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对子女和财产问题作出适当处理并予以登记，但是婚姻登记部门仅是形式审查，其对财产分割条款或者协议并不做实质性审查，也不具有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婚姻关系中的身份问题和财产问题可以一起处理，也可以分开处理，不能把财产问题看作是对离婚的必要限制或制约条件。如果双方对于财产分割不能达成一致，而感情确已破裂，双方还是可以通过诉讼来离婚的。离婚协议中的身份关系应适用婚姻法来调整，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关系则可相应适用合同法来调整。只是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问题的约定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感情因素，可能与婚姻解除形成一定牵连，在衡量这类协议的财产关系时不能仅按照一般民事合同的等价有偿作为唯一标准，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既依照合同规则又兼顾公平地进行处理。因此，承某与黄某虽然已经离婚，但是房屋赠与条款还是可以适用合同法来处理。上述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该处分条款符合赠与合同单务、无偿的基本特征。儿子受赠取得房屋没有对价，承某作为赠与人在标的物权属变更前可以撤销该赠与。
3.在婚姻登记部门达成的赠与条款能否撤销
有人主张，在婚姻登记部门达成的离婚协议，不仅经双方签字同意，而且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具备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其赠与条款是不能撤销的。
笔者认为，婚姻登记部门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只要求男女双方对财产及债务事项作了安排，而并不对财产处理协议作实质性审查。而且在婚姻登记部门签订的赠与合同也不属于法定不能撤销的合同。合同法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承某与黄某在婚姻登记部门达成的赠与条款不属法定不可撤销情形，还是允许撤销的。
4.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撤销的后果
有人主张，前述案件中，承某与黄某共同将房屋赠与儿子，现承某表示撤销赠与，而黄某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赠与约定。根据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上述房屋承某与黄某应按等分原则享有各半产权,而属于黄某的一半房屋可以继续履行赠与约定，办理房屋权属过户手续。
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如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原则上应认定无效。因此，承某撤销了房屋赠与，该撤销赠与的效力应及于整个赠与条款。而黄某作为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人，也是无法单独将房屋赠与儿子的。
关于黄某是否可以将诉争房屋的一半赠与儿子。首先，房屋尚未进行分割，黄某无法单独处分其中一半财产。其次，在承某与黄某分割上述房屋时，除应遵循共同共有财产等分的原则外，还应根据婚姻法中有关离婚财产的分割原则并结合离婚协议中对其他财产的处分约定来综合考虑。因此，诉争房屋的实际分割，可能并非承某与黄某各半产权。据此，黄某不能单独将房屋的一半赠与儿子。
综上所述，承某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撤销后，承某和黄某应对诉争的房屋按照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分割完毕后，双方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对于属于自己部分的房屋进行相应处分，包括继续赠与给子女。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的房产能否撤销
案情
2004年，金成平与祝荷花在外打工自由恋爱，2005年10月登记结婚，生下一女儿，取名金娟。2012年3月，金成平与祝荷花因生活琐事协议离婚，在民政局的离婚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农村一栋两层半的房屋赠与给婚生女金娟。准备按约定将该房产过户至金娟名下之时，金成平突然改变主意，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其在离婚协议中将房产赠与给女儿的意思表示，并要求重新分割该房产，对此祝荷花表示坚决反对。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能否撤销？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金成平在离婚协议中对房产的处理是一种赠与行为，其在房产过户之前随时可以根据上述规定行使撤销权，因此，金成平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身份关系，其不同于合同法上一般的赠与行为，本案中金成平的撤销行为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而应当受婚姻法相关规定的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以看出，本案中金成平和祝荷花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将房产赠与婚生女，是双方共同为婚生女设定权利的行为，现金成平单方面要求撤销赠与，应当取得离婚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祝荷花的同意，因祝荷花不同意撤销赠与，故仍应当依约履行原来的离婚协议，金成平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1、本案的离婚协议不能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离婚协议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定，是夫妻双方对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以及债权债务等问题达成共识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有关人身关系性质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夫妻关于财产处理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鉴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对夫妻财产问题的处理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当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
2、《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是一种无偿行为，立法对赠与人和受赠人进行利益权衡时，着重保护了赠与人的利益，因此在法律上赋予赠与人在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以及经过公证以外的赠与合同在财产转移前的任意撤销权。本案中金成平与祝荷花在离婚协议约定将房屋赠与女儿金娟，应视为金成平与祝荷花对其财产协商处分的约定，而不能单独将该条款分离出来，简单地认定金成平与祝荷花与女儿之间形成了一种赠与合同关系。
3、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离婚时，一方将其财产处理给另一方或子女，这是建立在原有婚姻关系这种特定的人身关系基础上，可视作是对对方的一种帮助、一种经济补偿，或是对财产折中处理的方式，这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截然不同。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适用《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表现在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离婚协议。而且，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仅在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时才能将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撤销。本案中，金成平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应提供证据证明在协议订立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