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涉外离婚律师】王后离婚与英国婚姻法制的变革
1527年到1533年间，英国王后凯瑟琳为了抵制丈夫亨利国王的离婚请求，转而与其对簿公堂，却无意间促成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也点燃了婚姻法制和观念变更的导火索。
案情概述：王后与离婚
凯瑟琳祖籍西班牙。她拥有纯正的王族血统，父亲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母亲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凯瑟琳4岁便与英国王储亚瑟定婚，16岁时完婚，获封威尔士王妃名衔。但好景不长，亚瑟王子婚后不久死于瘟疫。老国王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在征得教皇特许的前提下，转而将孀居的凯瑟琳许配给小她6岁的新王储亨利。凯瑟琳作为王后期间，为英国外交与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享有“英国第一女大使”的美誉，深受国民爱戴。
在凯瑟琳生活的时代，教会婚姻法已然成为欧洲婚姻家庭生活的依据。根据教会法，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上帝的安排，已婚者在配偶去世前不得缔结另一桩婚姻。在离婚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婚姻的废除和分居实际成了离婚的代名词，但也受到严格限制。教会法庭不但赋予婚姻关系合法的效力，而且还拥有婚姻事务的裁判权。在天主教会的积极努力下，欧洲各王室公开的一夫多妻和纳妾现象基本消失了。但是，凯瑟琳的丈夫亨利国王却先后有过六次婚姻，情妇无数。如民谣所言：“亨利八世，结婚六次，一死一活，两离婚，两砍头。”这当然都建立在与首任妻子凯瑟琳成功离婚的基础上。
二十余年的婚姻生活中，凯瑟琳为亨利生育了六次，却只养大一个女儿玛丽（后来的英王玛丽一世），其余都早夭。亨利认为女性继承人无法完成治理国家的重任，且深畏一则古老的圣经诅咒：弟娶兄嫂者无嗣。1525年，凯瑟琳王后年过四十，求子心切的亨利与女侍官安妮·博林发生了婚外情。1527年，亨利正式动议离婚，并建议凯瑟琳以“隐退修道院”的方式让出后位。坚定、刚毅的凯瑟琳王后断然拒绝，力主维持婚姻。
长达七年之久的王室离婚案就此拉开帷幕，而王后的抵制也始料未及地促成了英国新教的产生和婚姻法制的变革。
管辖权之争：离婚抵制及其“副产品”
管辖权问题是凯瑟琳离婚案的首要争点，它使王室婚姻逐步上升为国家的宗教政治问题。
根据既有传统，天主教会是婚姻家庭事务的仲裁者，罗马教皇可对欧洲各国王室贵族的婚姻行使终局司法裁判权。凯瑟琳王后本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深知，若国王将离婚诉求提交罗马教廷，就几乎不可能得以通过，凯瑟琳对此充满信心，但身为女性和外国人，英国的形势对她非常不利。她无法信任国王指派的“顾问团”，只能暗中向教会法庭寻求帮助，并指使西班牙大使劝谏国王；她还向亨利哭诉，打起“感情牌”，令亨利一度举棋不定，离婚进展缓慢。
面对王后的抵制，国王的离婚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说服罗马教廷，要么绕过罗马转而确立英国就离婚事务的终局管辖权，而后者意味着以宗教叛逆捍动天主教在整个西欧的至高权威。
旧爱难舍，新欢安妮夫人却已急不可耐，王后与国王的关系陷入僵持，离婚事态进一步升级。王后开始争取主动，她给自己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写信，请求制止亨利。国王则采取保守路线，试图说服罗马教皇判令自己的婚姻无效。他指使英格兰枢机主教、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向教皇申请离婚，还派遣大臣威廉·奈特前去罗马教廷游说。
此时的罗马教皇不想得罪势力强大的查尔斯五世，更难以推翻前任教皇批准的婚约，便在国王和王后之间保持观望，对亨利的诉求也迟迟不予批准。
1528年，教皇终于派遣特使坎佩齐奥主教抵达伦敦，却陷入更加腹背受难的境地。国王首先对主教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在英国本土迅速产生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境外的王后势力则要求取消英国的审判，将此案召回罗马教廷，转而获得有利于凯瑟琳的判决。
1529年6月，国王和王后前往红衣主教法庭接受特使的审判。庭审刚开始，凯瑟琳就以精彩的陈述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审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个月，却未达成任何判决。坎佩齐奥特使将最终裁定权提交罗马教廷，凯瑟琳看似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国王没有俯首认输，并决计另谋它途。他先是不顾反对，公然将安妮置于王宫内的豪华住所，使安妮成为“国王所承认的配偶”，然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教改革，力图甩开罗马教会的管辖权限制。他迫使英国教士任命国王为“教会之首”，坚称教会的最高权威不应该属于罗马教皇，而应该属于国王。他力主通过了相关宗教律法，使英国本土获得了境内离婚案件的至高管辖权。
1532年5月23日，由亨利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裁定，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存在障碍，前任教皇的特许无效，随后又宣布亨利与安妮夫人的婚姻有效。亨利改凯瑟琳的封号为“亲王妃”并将其流放，玛丽公主则作为国王的私生女留在宫中。安妮加冕为英国王后，同年生下女儿伊丽莎白（后来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
愤怒的罗马教皇裁定英国本土的判决无效，并以亨利犯有通奸、遗弃、重婚等罪名，判令革除教籍并不得永生，但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凯瑟琳被迫搬到一座远离王宫的城堡中居住，但仍命侍从唤她“英国王后”。此后的第三年冬天，凯瑟琳在孤独与悲伤之中去世。安妮和新教改革却成为离婚抵制的“副产品”而获得成功。
深层变革：制度与意识
凯瑟琳王后是封建男权制婚姻的牺牲品，但她长达七年之久的离婚抵制，间接地促成了英国的新教改革，也启发了守旧者与改革者对天主教婚姻制度的共同反思和修正，英国本土离婚法案的建立被顺势提上了日程。
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戏剧性结果，对凯瑟琳个人而言实在颇有讽刺意味。然而，王后对婚姻生活的坚定捍卫，表明“国王也未必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婚”，这不禁唤起民间有关女性和家庭问题的讨论，更预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英国婚姻家庭制度近代化的来临。可以说，凯瑟琳输了官司，却意外地成就了英国婚姻学说、政策和社会意识整体的焕然革新。
自凯瑟琳一案始，英国婚姻家庭事务纷争的裁定被圈限于本土范围之内，再无变更。“不得离婚”的禁令也不再是铁板一块，新的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凯瑟琳被驱逐之后，亨利八世对离婚法制的建设相当重视。他迅速成立了一个由主教、神学家、平信徒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英国圣公会教规，婚姻家庭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论教规改革》的报告，建议新教圣公会颁布废除分居法的教规，并建立离婚法。报告中提出的离婚理由包括通奸、遗弃、长期离家不归而又杳无音讯、谋杀未遂以及做丈夫的无缘无故毒打妻子等，根本目的就在于提出一种较之当时其他国家或天主教会更为开明的离婚政策。
权势与阴谋交织之下的王后婚恋故事最终影响到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识。从1527年到1533年，国王与王后的“离婚拉锯战”引起了民众最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人员驳杂的乡间酒肆、教堂属地，人们对两位王后品头论足。凯瑟琳王后相当受欢迎，她的悲惨境遇唤起英国女性审视自己的婚姻，许多人收集《圣经》和其他的一些权威理论来支持凯瑟琳，并认为她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妻子。不少贵族女性警告亨利执意离婚将危及国家福祉。至于安妮王后则褒贬不一，凯瑟琳的支持者憎恨安妮，诅咒她是个淘金者、女巫、异教分子，但也有人认为她时髦、性感、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国王有真挚的爱情，可以作为英国的王后。
王后的悲欢离合在坊间传播，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在缓缓地接受变革。爱情、女性、离婚等新的命题摆在民众面前，传统与革新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碰撞，而更为开放、人性化的近代女性观和婚姻观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处于酝酿之中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法院报 康 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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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上海律师事务所资深离婚律师 杜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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